10月24日东南配资，是联合国的80岁生日。抚今追昔，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国中的“四强”之一，英国路透社在介绍《联合国宪章》签署时曾写道：“二战中参战时间最长的中国获得了第一个签字的殊荣。”在当年联合国发行的纪念卡中，还有一张董必武用毛笔签署宪章的照片。
“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亮相，也是我党在联合国一个个高光时刻的开端。”董必武嫡长孙、湖北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说，希望更多的人记住这一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时刻，了解其多么来之不易。
中国赴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代表及随员合影。
蒋介石“忍痛极矣”
1945年4月21日，纽约机场的跑道上，一架饱经风霜的小型军机缓缓降落。舱门打开，一位朴实的老者走下舷梯，他就是董必武——即将在国际舞台上掀起波澜的中共代表。想象一下，这位参加过中共一大、走过长征路的老革命家，将要参与联合国创建，内心该是何等激动！
与宋子文及其他国民党代表搭乘豪华专机的排场形成鲜明对比，董必武的随行人员只有秘书章汉夫和翻译陈家康。从延安到纽约，他们辗转飞行了十多天，途经四大洲，克服了战时交通的种种不便，是最后一批抵美的中国代表。
“在联合政府争取无果的情况下，国共两党能组团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，自然少不了一番激烈的政治博弈。”董绍壬说，“就连那时的中央文件都指出，外交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，在对不熟悉事务的摸索中，取得胜利，才尤其难得。”
几个月前，蒋介石还坚决反对中共代表参加大会。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：“黑海三国会议宣言后，共匪借其中民主语句作猛烈之宣传……”
日记中的“黑海三国会议”，指的是在黑海度假胜地召开的雅尔塔会议。进入1945年，法西斯已是秋后蚂蚱，美、英、苏三国首脑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斯大林，在会议上敲定了筹建联合国的方案，并决定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。
会议请柬最终由美国、英国、苏联、中国四国发出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，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得到确认。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此为新年第一胜利之捷音。”
令他烦恼的是，中国共产党试图抓住这一机会，在外交上突围。2月18日，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，毛泽东明确表示，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《联合国宪章》的旧金山会议。
周恩来先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：“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，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，既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，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大人民的公意。”因此，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体人数三分之一，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，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。
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是少数支持这一提议的当权派。他刚参加了为创立联合国做准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，因为中国“大而不强”没少受气，苏联甚至以未对日宣战为由，拒绝跟中国一起谈。幸亏有罗斯福的坚持，中国才能跻身“四强”。
顾维钧深知，在外交中，必须显示民主团结，就向蒋介石建议说，这个代表团应有广泛性，应包括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，以便向全世界昭示，我们的代表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。
蒋介石摇摇头：“中国除国民党以外，就是共产党，还有什么其他党派？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。我看，这个代表团不要太大，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。”
顾维钧接上一句：“当然，我们不必学美国那样拥有八名代表。不过除了无党派外，还应有一名妇女代表，最好再有一名农民代表，一名工人代表……”
“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代表做顾问就可以了。”蒋介石有些不耐烦，他非常干脆地说：“此次国际会议乃为各国政府会议，而非各国之党派会议。”
蒋介石冥顽不化，周恩来干脆甩出具体名单，“将由周恩来、董必武、秦邦宪（博古）参加代表团，”“如不采纳，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”。
听说周恩来要去，蒋介石从气愤变成了害怕。他只得“表演”一下，拟定了一份包括三位无党派人士和民主社会党领袖的名单，但仍完全剔除了共产党人。
3月中旬，宋庆龄约顾维钧见面，提出中国共产党希望在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。宋庆龄替共产党说话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，他在日记里咬牙切齿道，此“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”，因为此前她“从不愿与我谈政治”。
同时，苏联方面也对国民党施压。3月15日，苏联驻华大使约见蒋经国，以“恫吓”的口吻要求国民党指派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。苏联出面，蒋介石反而认为这表明中共“已经山穷水尽”。因此，他打定主意，“仍置之不理，视若无睹，彼将于我奈何也”。
转折从美国插手开始。
日本的战败已经指日可待，战后世界国际秩序、特别是东亚新秩序的构建中，罗斯福很清楚中国的地位和意义，他硬是把中国拉入“四强”，但英国和苏联一直不认可，还在之前的联合国筹建中百般刁难。无疑，一个统一的、团结的中国，才是更强有力的。
为此，罗斯福总统于3月22日致电蒋介石，语气委婉却暗藏锋芒：“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在内，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……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，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，而获得实际援助。”
罗斯福提到的援助，直击蒋介石软肋。反复权衡后，他决定“用逆来顺受之法，”“派中共一人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”。这一决定，在他的日记中被形容为“忍痛极矣”。
蒋介石签署的特派状。
选谁呢？首先被排除的是周恩来，他肯定能为中共赚足面子，成为中国代表团中最令人瞩目的代表。这种局面，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。
董必武和秦邦宪这两位，谁更适合呢？
王世杰提议选秦邦宪，但顾维钧觉得董必武更合适。他在回忆录中说，他们在巴黎有一面之缘，“他年事稍长，且通晓国际事务，使我颇感惊异，例如，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对外关系，甚至还谈过俄国人的问题，而我们彼此的观点却是距离不大的。”
“我爷爷是晚清秀才，参加了辛亥革命，追随过孙中山，后来又成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他和顾维钧、蒋介石都认识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还曾试图用金钱和一件大衣收买他。我觉得蒋介石选他，可能一是觉得他岁数大，掀不起啥风浪，二是知道他一贯以民族利益为重。”董绍壬说。
最终，中国代表团确定了十人名单。里面有外交部长宋子文，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，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，驻英大使顾维钧，还有前驻美大使胡适。中共这边派了董必武，民社党来了张君劢，青年党则是李璜。还有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作为女性代表，《大公报》的总经理胡霖作为新闻界代表。这十个人里头，董必武是年纪最大的一个，都六十岁了。
复电罗斯福时，蒋介石还玩了个文字游戏：“六人为国民参政员，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一人，暨无党派者三人。”
其实，在国民参政员六人中，国民党以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、青年党的李璜、民社党的张君劢、无党派的吴贻芳四人，吴贻芳还在“暨无党派者三人”中又被计算了一次。这种“叠算”的花招，其实是刻意模糊了国民党占绝对多数的事实。
“公等凌空去，中华气概雄”
一些学者认为董必武能够参加中国代表团，是顾维钧的举荐和罗斯福的恩赏。其实，根本原因还在于人民的呼声和中共在抗日中的地位。
历经接近14年的艰苦抗战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有19个，人口近1亿，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，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，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。
1945年初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，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抗击着58%的日军和95%的伪军。力量对比的逆转，让中共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在备忘录中直言“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”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报告也盛赞八路军“是中国最有效率的抗日武装”。
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，美联社认为在282名与会代表中，“最具影响力”的只有16人，其中就包括董必武。这也说明，中共逐渐在海外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。
另外，董必武本人的“低调”，也让蒋介石低估了他在外交上的能量。
抗战期间，董必武常驻重庆，参与领导了整个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工作。周恩来返回延安后，他更是独当一面。
他的杰作之一，就是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。抗战后期，董必武加强同外国记者的接触，主动向他们提供1943年的作战记录、边区民主建设的成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，邀请他们前去考察。
1944年，驻华外国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，要求访问陕北和延安。董必武闻讯，立即报告延安，为迎接外国记者团做好了准备。经过月余参访，外国记者撰写了大量有关根据地的报道，如福尔曼的《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》、斯坦因的《红色中国的挑战》等，打破了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封锁。
“别看他当年60岁了，但他从年轻时就学英文，在黄州府中学当老师时还教过英语，又有在日本、苏联留学的经验，能直接看俄文原文，晚年80多岁还拿着自制的卡片背俄语和英语单词，而且背的是很难的专有名词。”在董绍壬眼里，爷爷很有语言天赋，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。
董必武将赴美参会的消息传出，延安沸腾了。4月6日，延安机场人声鼎沸，朱德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林伯渠、陈毅、聂荣臻、刘伯承、罗瑞卿等数百人，喜气洋洋地到机场欢送董必武。
欢送董必武离开延安赴美。
陈毅还触景生情，写了一首诗《送董老出席旧金山会议即日出洋》：“公等凌空去，中华气概雄。九州方擒虎东南配资，东亚正飞龙……”
周恩来和朱德为董必武送行。
谁知起飞后不久，飞机就在秦岭上空遇到了恶劣天气，不得不折返西安。董必武怕停留时间过长，影响行程，便与飞行人员商定，“能飞就飞，继续前进”。
再次起飞后，颠簸不停，不少人呕吐不止，董必武却十分镇静。飞机进入四川盆地，又发现重庆上空天气状况十分恶劣，只得连夜转到成都新津机场降落，第二天才到达重庆。
次日，民主同盟四十余人在重庆举行茶话会，欢送董必武。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，沈钧儒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发言说：“我们欢送董必武先生，是欢送中国人民的代表。”
国民党当局仍不停地找麻烦。中共原本决定派伍修权与董必武同行，国民党却以伍修权患病为口实，未允许他出国。最终，董必武率陈家康、章汉夫登上一架没有座位的小型军用飞机赴美。同机前往的还有中国代表团成员、《大公报》总经理胡霖。
国民党拦住了伍修权，却不知章汉夫也是外交干才，另一位秘书则是因才华横溢而被费正清欣赏的陈家康。
多年之后，顾维钧还感叹：中共成功的一个原因是，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（新中国一建立就担任外交部副部长，当了22年，直至去世）。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，为人善良而谦虚，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。
“宋子文和其他代表一起乘坐专机赴美，而我爷爷他们坐的是没有舒适座位的美国小型军用机，行程也非常曲折。”董绍壬说，这架军机先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尔各答，然后转赴中东，跨越非洲，横飞大西洋，到拉丁美洲的巴西，最后才飞到美国纽约机场，前后共飞行了将近10天，一行劳顿的情形，可想而知。
接着，他们又随中国代表团马不停蹄地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的旧金山，此时，大会已经开幕在即。
“会议之一切，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”
4月25日，联合国制宪会议在富丽堂皇的旧金山大歌剧院开幕。会议期间，陆续参加的共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和1726名各代表团顾问、专家、秘书，还有2636名采访记者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开幕当天，中国代表团有6位成员发表讲话，董必武尤为引人注目。他说：“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，然系代表整个中国。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，是极好的象征。会议之一切，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。”
中国代表团成员，左起董必武、吴贻芳、魏道明。
由宋子文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，吸引60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，堪称一场“舆论战”。被国民党当局宣传为“危险人物”的董必武，自然成了记者关注的焦点。
一位美国记者好奇而又友好地请董必武站起来，让大家看看他是否真有点“危险”。董必武通晓英语，没等翻译人员翻译，便落落大方地站起来，用英文向大家致意。
他还风趣地来了个开场白：“我给大家讲个笑话，有人挖井，有人传说井下有人挖井，又有人传说挖井挖出人，大家看我是哪种人？”
记者看到“危险人物”原来是一位温文尔雅、嘴巴上蓄有两缕胡须的长者，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一位记者问他：“旧金山会议的成功，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的团结与和谐？”董必武答：“是的，但非直接的。”他的话语简洁而有分寸，可谓举重若轻。
从5月3日起，各代表团成员分成4个专门委员会审议《联合国宪章》草案。董必武被安排在第三专门委员会，审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条文。因为涉及战后殖民地的托管问题，这个专门委员会的争论最为激烈。
中国代表团主张，不仅应对托管领土加上“独立”的目标，同时对非自治领土也应加上有关独立的内容。虽然中方主张遭到了英、美、法等国的激烈反对，但是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，中国这一建议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。
在草拟这一方案时，为了让中国代表接受折中方案，美国专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，动之以情，诱之以利。
对此，中国代表坦然相告，我们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利益，只是衷心希望民族独立成为联合国的基本目标。
“托管绝非变相殖民，最终目的必须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与自由。”最终，这一主张被写入《联合国宪章》第76条。诚如董必武所言，“争论中心为委托，商量大事不糊涂。”
“这种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立场，为大会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。”董绍壬说，后来中国重返联合国，是亚非拉兄弟抬着我们进去的，其实这种互信，在1945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。
整个会议期间，中国代表团大多数时候由首席代表顾维钧带队，他对董必武颇有好感，回忆录中特别写道：“董是一个上了年纪读过古书的人，为人和蔼可亲，但颇机敏，似乎比李璜更善辞令。”
据他回忆，董必武“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，无不就商于我”，从来没有主动提过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。每当中国代表团内部开会提及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，“董总是缄默不语，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”。
作为唯一一位两次参加全球性和平会议（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和二战后的旧金山会议）、并且每次都作为代表团主要成员的外交官，顾维钧深知董老“维护大局”有多难得。
董必武能搁置两党矛盾，其实极为不易。开会前，国共两党在国内的对立日益尖锐。开会时，蒋介石密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：“严防中共借会议煽风点火”，“密切监控动向”。
除了被秘密监视外，国民党还策动美国报纸抹黑中共。对此，董必武早有预案，刚到美国就用“快函”宣布，“国外的一切说话，都将交给新华日报正式发表，以免道远讹传。”
董绍壬说董必武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：“他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，维护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，谋求的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”
“四强”中第一个签字
6月26日，《联合国宪章》举行签字仪式。按照英文顺序，中国代表团是“四强”中第一个签字的国家。
旧金山退伍军人大厦布置了签字台。直径11英尺的灰蓝色圆桌和一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椅子放在签字台中央，桌上摆放着用皮面装订的《联合国宪章》和过渡时期文件，还有专门为中国代表设置的毛笔和砚台。
备受欺凌的中国，终于以强国姿态走进了联合国，那些参与瓜分中国的德国、日本已成为可耻的战败国，而另一些参与者，如英、美等国，则不得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——中国，平起平坐，共商大事，这是何等的扬眉吐气。
中国坚持抗战14年，终于使自己在联合国中有了一席之地。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：“假如没有中国，假如中国被打垮了，你想一想，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。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，打下印度，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。”
遗憾的是，一手缔造联合国、并坚决地把中国拉入“四强”的罗斯福总统，却没有看到《联合国宪章》签署，由于他的突然去世，美国总统已经换成了杜鲁门。
仪式当天，董必武穿着在唐人街买的新西装，握笔蘸墨，他的手因激动微微颤抖，字迹却愈发刚劲。这一幕被联合国摄影师定格，成为宪章签署仪式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。
中国代表团董必武在《联合国宪章》上签字。
签字仪式历时8小时，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签字（波兰虽然未参会，但作为创始国预留了席位），战后新秩序由此奠基。
“当晚，我爷爷在旧金山电台向国内发表演说，介绍大会盛况，并畅谈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。这次演讲，名义上是面向国内同胞，实际上是利用美国的电台，又一次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。”
10月24日，《联合国宪章》经中苏法英美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批准，发生效力。从此，10月24日成了联合国的生日。
联合国没有忘记董必武的贡献。1975年董必武逝世时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·瓦尔德海姆专门发来唁电，称其“作为《联合国宪章》的签署者之一被人们怀念”。
1986年，我国发行两枚董必武诞辰百年纪念邮票，第二张即选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照片。
用毛笔签下的“董必武”三字，是中国共产党亮相多边国际舞台上的明证。“这一刻的到来殊为不易，现在知道的人却不多。”湖北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为吸引年轻人注意，特地以红色短剧的方式呈现了这段历史。
“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”
董必武参会，也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议指示：“赴美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外国朋友，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，并尽量争取留驻美国工作，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。”
为打破蒋介石对中共的宣传封锁，会议间隙，董必武牵头编写了3万余字的英文版《中国解放区实录》。这本小册子用翔实数据打破谎言：“解放区抗击58%日军，收复85万平方公里国土，牺牲军民44万余人。”5000册印本很快在代表与记者中传阅，美国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记者写道：“这本小册子揭开了中国抗战的另一幅图景，与重庆的宣传截然不同。”
董必武（前排右3）与各国代表在一起。
董必武的老朋友——致公党美洲总支部主席司徒美堂是著名侨领、世界洪门领袖。在美洲，“华侨中十之八九皆系洪门成员”，司徒美堂帮董必武打开了局面。
在旧金山的致公党大会上，董必武以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》为题发表演讲。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，1945年7月，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通电重庆国民参政会暨全国同胞：“本党主张、迅即召集党派会议、组织联合政府，完成抗战大业，奠定民主基础、国家前途实利赖之。”
旧金山会议结束后，中国代表团成员，有的赴英国考察，有的留在美国讲学，也有的离美返国，董必武和胡霖等人则到纽约继续工作。
蒋介石为防止董必武在华人华侨中开展统战工作，早早就发出密电，“注意采取必要措施，务使侨胞及侨报拥护中央，并防止彼等在会议前后发生响应共产党及不利于中央之表示”。
虽然活动经常有人捣乱，但董必武却能轻松“破防”。这是因为，他不像国民党那样，仅联络华人华侨上层，而是面向底层，拥抱大众。
当时纽约“衣联会”会员4000多人，约占当地华侨华人人数的三分之一，是纽约最大的侨团。在纽约从事洗衣工作的华侨，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，却集资买了4辆两吨重的小卡车，将其改装成救护车，两辆送国民党领导的军队，两辆送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。
为了避开唐人街“国民党纽约分部”的捣乱和破坏，“衣联会”将欢迎董必武的宴会安排在纽约离唐人街较远的“顶好餐馆”。
据欢迎会主席方富尔回忆，经过一番筹备，在8月一个星期日的晚上，300多位“衣联会”会友和各界爱国侨胞聚集“顶好餐馆”，就连“顶好餐馆”全体职工也放下工作，拥到会场，争睹中共代表的风采，聆听董必武演说。
第二天《华侨日报》头版刊登了董必武和侨胞握手的大幅照片，以《中国的希望之光》为题专门介绍了这次宴会，并于当月16日至20日连续发表了这篇演讲稿，在华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
董必武还专程到纽约郊外的一个山庄，去看望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、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。她写过《中国人的命运》《中国红军在前进》《中国战歌》等著作，向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。1941年回国后，仍继续撰写朱德传记《伟大的道路》一书。
董必武（右二）与史沫特莱（左一）在草地上聊天。
时隔数年，老友相见，草地叙旧，格外亲切。为了招待远来的客人，史沫特莱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中国菜。虽然火候掌握不好，菜烧得有点过火，但董必武仍吃得津津有味。
山庄理事长听说董必武远道而来，在当地最好的饭馆设宴。饭桌上，大家请董必武讲讲红军，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故事。他说，那里空气稀薄，气温很低，冻得人直想吐。要是你途中坐下来休息，就会立即冻死在那里。有一次，我们在途中发现有人横卧在路旁，走近一看，早已冻死了。听众动容道：“中共的坚韧精神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。”
美国学者邝治中在《纽约唐人街》一书中评述：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，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，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，拒绝去唐人街发表演说。相反，中共代表董必武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，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正如邝治中所言，“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，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。”
华美协进社是由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、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老板亨利·鲁斯捐款维持和操纵的，他们也向董必武发出邀请。
董必武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。有受指使者提问：“你们共产党是否拥护蒋委员长？”紧接着另一名捣乱者又提问：“你们共产党讲爱国，究竟是爱苏联还是爱中国？”董必武听后把桌子一拍，质问提问者居心何在！说毕立即退场，以示抗议。
回到住地，周围的人问他今天为何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董必武说：“之前提问的那个人很狡猾，是故意刁难我们的。日本还没有投降，如果说不拥护蒋介石，他们就会加以利用，欺骗群众。这样就会制造我们和广大人民之间在看法和感情上的分裂。我正在考虑如何回答时，恰好那个蠢家伙紧跟着提出爱苏联还是爱中国的问题，这就使我有机会把他骂一顿，然后用不着回答前一个问题了。”
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的韩德培（中国法学界一代宗师）回忆：“1945年，当我从报纸上看到，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，在董必武讲演时捣乱，我就立马给董先生写信支持他。说捣乱的留学生只是留美中国学生中的极少数，其行为应受到谴责。”董必武很快回信：“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，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。”
到美国后，董必武利用自己的亲和力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。正如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华侨所讲，“他是个和气的人，他会听我说说心里话的。”记者萧乾也称董必武是“典型的忠厚长者”。
“前途尽有光明路，莫忘中藏曲折幽”
“近年的研究，又发现了他赴美当中鲜为人知的一面。”董绍壬说，作为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，南方局还非常重视海外党组织的建设和国际统战工作。
1943年6月10日，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。受此影响，1944年5月，美共中央书记白劳德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。美共解散后，原先依靠美共与国内联络的中共党员失去了组织联系，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。
作为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，董必武有计划地派遣薛葆鼎、兰毓钟、计苏华、徐鸣、侯祥麟等中共党员学生赴美深造，在留学生群体中开展统战工作。次年，还在纽约帮助徐鸣与徐永煐接上组织关系。
白劳德和董必武是莫斯科列宁学院的同学，1945年4月22日，两人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面谈。7月，美共另一领导人福斯特召集紧急会议，反对白劳德的错误路线，恢复美国共产党。
美共重建后，董必武与美共中央谈到了中共党员的管理事项。1945年春夏间，中国局恢复，并建立了一个以徐永煐为书记，以唐明照、何植芬、林棠为委员的班子，成为领导中共在美党员的主要机构。
《华侨日报》是1940年由徐永煐和唐明照所创办的华文报纸，该报负责人及主要编辑人员都是中共党员，这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党的机构，后来被周恩来称为“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”。
随着一批中共党员陆续赴美，1945年下半年，董必武指示徐永煐以《华侨日报》为中心，整合旅美同志力量开展党的工作。为了能让他们顺利开展工作，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向报社捐赠1万美元。
临别，董必武将随身携带的毛泽东著作，让徐永煐、唐明照等组织翻译。最开始，徐永煐、唐明照翻译了一部分，但因为工作太忙，后交由在《华侨日报》工作的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浦寿昌负责，浦寿昌又找来报社同事邹斯履帮忙。
1949年，浦寿昌回到新中国后，将已有的译稿交给徐永煐。1950年5月，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成立，徐永煐被任命为主任，邹斯履被任命为秘书，浦寿昌参加翻译和审定。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53年底，终于在英国出版了《毛泽东选集》前三卷的英文版。
白劳德曾建议董必武利用在美国的机会，拜会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，做做他的工作。当时董必武听后没有表态，事后，他对唐明照等人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到美国来首先要拜会的是共产党人，其次是帮助和同情我们的美国朋友，然后是对美国广大人民做工作，至于美国官方人士，见不见没有关系。现在既然没有提出，我若主动要求拜见，他们反以为有求于他，那他们就更要翘尾巴了。”他不卑不亢的作风让在美的共产党员折服。
行胜于言，艰苦朴素是共产党人又一优良传统，董必武在美国考察期间亦是如此。
考虑到美国夜间天气寒冷，工作人员想为董必武添置御寒的衣物。董必武起初婉拒，后来经过大家多次劝说，才在重庆购置了一件深棕色的毛呢大衣。
这件大衣伴随董必武经历了诸多重要时刻，他不仅穿着这件大衣出席了联合国制宪会议，后来还与周恩来一起率团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，1947年3月国共谈判破裂后，他又身穿这件大衣返回延安……
这件陪伴了董必武30个春秋的大衣，在他逝世后，由妻子何连芝捐赠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。而在美出席活动时，他大多数时候穿的，都是一件25美元的平价西装。
其实，董必武在美的活动经费并不少，合美金57836元，卢布2200元，法币20000元。现藏于湖北红安董必武纪念馆中的《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》，由董必武手书，清楚地记录了他所有资金往来的收支明细，内中没有一项是因私支出，全部用于公务开支。
在所列的20项收入中，有3项是他“捐出”或者“交出”的，包括“生活费”“交际费”和“制装费”，共计2540美元，这在当时可是个可观的数目。
为了省钱办大事，他和随行人员不住宾馆，而是住侨胞家里，还经常自己做饭。据负责照顾董必武生活的徐永煐回忆：董老对自己的生活十分“苛刻”，用的一条旧毛巾，直到发黑洗不净了，也没有想到去买一条换掉。在华侨博物馆里，还有个三只脚的小板凳，也是董老在华侨家里经常坐的。
董必武用省下来的钱和华侨捐款，为《新华日报》购买了先进的印刷机；出版了5000册英文版《中国解放区实录》；为唐明照主办的报纸及一些英文刊物提供了资金；还买了些英文打字机、留声机等带回国内。
“他出国从来没给家里带过任何礼物，甚至连他周围的工作人员，也被他动员把钱捐出来，留给中国驻外使馆补充工作经费，这是他的一个惯例。”董绍壬说。
在美国停留了7个多月，董必武于国共谈判前启程回国。董必武的旧金山之行，正如石源华在《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前驱》中所言：“不仅是外交亮相，更是一场思想启蒙。”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董必武主要从事法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，较少涉足外事。但从1972年起，他被任命为国家代主席，那时他已经年近九十，依然积极参与外交。在逝世前不到两周，还接见了马来西亚的首位驻华大使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中国在世界上广交朋友，他再次在外交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如果要概括中共代表登上联合国舞台的感受，恐怕还是他自己写的诗最为凝练：“竟是平生一快游，空行万里总悠悠。乘风破浪非虚语，障眼浮云在下头。欧陆暂无锋镝苦，东瀛将献寇仇囚。前途尽有光明路，莫忘中藏曲折幽。”
参考资料：《董必武传》《顾维钧回忆录》《蒋介石日记》（1945年2月-3月）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成果、《华侨日报》1945年报道、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档案、《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始末》（杨瑞广）、《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前驱》（石源华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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